毛主席：“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。”
那件睡衣被人反复提起，不是因为它旧得稀奇。衣服旧，旧社会过来的人见得多。真正扎眼的是上面的七十多个补丁，一针压一针，像把话缝进布里：公家的东西不能伸手，自己的日子也不能铺张。
毛主席讲过，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。
这句话听着硬，硬得有点硌牙，可放到当年的账本里一看，就明白了。那不是道德劝人向善，而是给权力上铁箍。
中央苏区那会儿，日子紧得很。盐要省着吃，纸要省着写，灯油不能乱点，客饭和办公费也要一笔一笔抠出来。
根据地有几百万群众，红军要打仗，机关要运转，哪一处都张着嘴要钱。
一个干部多花一顿饭钱，表面看像小事，往深处说，就是从队伍口粮里掐了一撮米。瑞金时期颁过惩治贪污浪费的训令，这不是摆架子。山沟里的政权还没坐热，先把手脚管住了。
这根弦后来没有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摊子大了，钱款流动多了，诱惑也会跟着长脚。
项目经费用不完，要交回去；在外吃饭，按标准交伙食费；一包烟、一盒火柴，也不能顺手往公账里塞。
规矩听着碎，碎处最见人。
虚报冒领、假账、小金库、公款吃喝这些东西，在当时的财务氛围里很难堂皇露面。不是没有人动过歪心思，而是账本、制度和风气一起压着，手刚伸出去，就知道烫。
毛主席看腐败，从来不只盯着钱袋。
他盯的是人一坐上位子，心里会不会慢慢起灰。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，这话后来被说得多了，容易听腻。可放在当年，它是在给“官老爷”三个字拆台。干部同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脚上沾泥，嘴里才不会总冒官腔。缩小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、地区差别，也有这层意思。
普通人怕穷，更怕被人踩着还没处喊。干部待遇一旦越隔越厚，怨气就会在墙角发霉。
抗战时期，毛主席让干部读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看的是李自成进城之后那口松气。胜利一近，人容易飘，觉得苦吃够了，该轮到自己享福了。
一九四九年三月，西柏坡的会场里，“两个务必”落下来，像进城前的一盆冷水。毛主席还给高级干部立过几条细规矩，不做寿，不送礼，少敬酒，少拍掌，不拿人名随便命名地名，不把中国同志同导师并列。听起来小，实际都戳在虚荣和特权的软肋上。
寿宴会长出人情债，礼品会铺出暗门路，掌声太密，人就离地了。
最有震动的，还是刘青山、张子善案。两人不是无名小吏，都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干部，有经历，也有功劳。坏就坏在，功劳不能拿来抵今天的账。
一九五一年案子被揭出，贪污、盗窃、骗取、挪用公款合计一百七十一亿余元旧币。
到一九五二年二月，公审之后执行死刑。枪声不只是打给两个人听，也是打给所有坐在公家桌子边的人听：老资格不是护身符，过去流过血，不等于今天可以把手伸进钱柜。
瑞金、延安时期，贪污分子受严办，建国后又有“三反”“五反”，还有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的规定。纸面上的条文冷冰冰，可冷有冷的好处。它不看你会不会说漂亮话，也不看你身边站着谁。碰线就是碰线，账总归要算。一个政权若只讲情面不讲边界，早晚被熟人社会磨成一团浆糊。
群众监督也不能漏掉。大字报、大辩论这些方式，在一些阶段确实能把暗处的事翻出来。干部家里多了什么，饭桌上摆了什么，老百姓未必懂制度术语，可心里有杆秤。
只是这把秤有时也会被情绪压歪，弄不好会牵出冤枉和伤害。所以监督得有锋芒，也得有分寸。
光照进屋子是好事，光太刺眼，也会把人眼睛灼痛。
毛主席晚年谈到一些人有好房子、汽车、高薪、服务员，话里仍带着警惕。他担心的不是几件生活用品，而是干部一旦觉得自己理当特殊，就会把人民放远。
革命若只要求别人吃苦，自己转身讲排场，那味道就变了。说白了，反腐不只是查票子，也是查人心里那张椅子坐得稳不稳、正不正。有人把过去的苦当作今天享受的凭据，这恰恰最危险。
苦难若变成索取的本钱，功劳若变成破规矩的钥匙，队伍的根就会松。毛主席反复敲这个钉子，是怕胜利之后的人换了面孔，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。再往细处看，节俭不是苦相，而是一种边界感。
边界立住了，公私才不会搅成一锅浑汤。
毛主席自己过日子，给这套话撑住了底。
多位亲人为革命牺牲，毛岸英赴朝参战，后人也没有靠身份铺一条金路。他没有给子女留下金银古玩，没有留下房产，甚至连像样的私人财产都谈不上。那件补丁睡衣摆在那里，不会喊口号，也不讲道理，却让人难以绕开。
布料磨薄了，针脚还在，旧得有点寒碜，也硬得有点让人沉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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